【美狮贵宾会9233777】三大现象值得关注,动能如何激发

作者:银行业务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0-01-04 13:52    浏览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张俊伟日前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2018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可能会逊于预期。在执行中央决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谷贱伤农”、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和流动性紧张局面加剧这三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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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发展面临的中长期问题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将来自于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必须平衡好各方面关系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此形势下,我们需要研究如何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起新的发展方式,使之既有别于我国过去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方式,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快速现代化时期的发展方式,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新的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后房地产市场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的必然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仍需坚持住房制度市场化的大方向。

多家机构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会略低于2017年,比如6.7%左右。2017年经济数据公布后,人们对前期预测数据的信心甚至有了加强。但张俊伟的看法则是,2018年经济运行的实际表现有可能比预期差。

张俊伟  

风险;质量发展;供给;市场化

他指出五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民间投资等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行态势已经很明显了。其次,整顿影子银行业务、加强地方债风险管理、加强国有企业风险管理,具有收缩金融、收缩投资的客观效果。在流动性高度紧张、利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经济运行不可能进入“新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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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至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在广西南宁举行,与会人员就当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对2018年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点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第三,房地产、土地财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房地产税改革、房地产价格稳定机制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再加上人口结构变化,房地产市场、社会公众预期均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今年土地财政很难重续去年的辉煌。

  

“多稳”局面可期——

第四,国际经济环境在发生变化。2017年经济增长6.9%,其中出口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而2016年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剔除这一因素后,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很明显。2018年,特朗普已准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来改变其贸易逆差扩大的局面。2017年,人民币对欧元贬值约10%,2018年又贬值约0.8%。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很难想象欧盟会对此听之任之。

   振兴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备有利条件

最后一点,随着高质量发展论断的提出,GDP指标考核正在被迅速抛弃,各地政府甚至还在挤掉经济水分。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后,还有什么能激励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很多向好的迹象:一是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2016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有起有落,但2016年实现了6.7%的经济增长,从而遏制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二是物价持续下行的局面得到扭转。2016年以来,由于原油、铁矿石国际产品价格上涨,也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生产者物价指数于2016年10月转负为正。相应的,企业利润水平明显改善,市场预期趋于稳定;三是产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2016年3月份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又持续高于50,也就是说,我国的制造业处在扩张的发展轨道上,这也是和2015年下半年明显不同的发展趋势。

记者:不久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年度数据集中公布。从中看出哪些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应如何判断?

尽管有上述不确定性,但张俊伟表示,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操控能力很强。“如果经济增速明显下行,政府有可能通过微调金融监管力度,增加政府投资等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长。所以,2018年经济运行可能会呈现先降后稳的发展态势。”

   在看到向好迹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经济运行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长出现分化趋势。2016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非常显著,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而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增长格局。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剪刀差”的扩大,意味着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这也表明了当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二是房地产泡沫再膨胀。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首先是深圳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的局面,随后这个趋势很快蔓延到上海、北京、南京、合肥、郑州等城市,房地产热潮再次涌现,引发了全社会对泡沫经济的普遍担忧。自2016年9月30日起,我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许多城市的政府甚至都没有休息,在忙着起草、颁布关于限购、限贷乃至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政策法规;三是产业分化严重,增长新动能发展缓慢。我们的传统产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行业盈利能力下降,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难;而新技术、新变革、新产业尚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摆脱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李伟: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宏观趋稳、微观向好的积极局面,经济增速趋稳,经济结构发生积极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稳步转换,中高速增长平台基本确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张俊伟说,对于如何做好2018年的经济运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作了全面的部署。在执行中央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防范如下现象。

   喜忧交织的局面引发了全社会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争论。官方的观点是“L型”。人民日报《开局首季问大势》对此阐述得十分充分:“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企稳论”,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在逐步“企稳”。第二种观点是“U型”,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处在“探底”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经济仍有可能回到较高速度增长(高于7%)的轨道上。第三种观点是“阶梯型”,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经济增长到常态经济增长转换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速下行是阶段性发展趋势。当前的“稳”不过是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暂时现象而已;最后一种观点是“倒L型”,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若干风险,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危机爆发,增速显著下降的局面。那时的经济运行轨迹就是“倒L型”。

一是经济增速趋稳的态势更加巩固。2017年我国GDP增速小幅回升至6.9%,经济增速已逐步调整至与中高速增长潜力相适应的水平,与就业、物价、效益等指标更趋匹配。

一是涉农投资一哄而上、“谷贱伤农”的现象。

   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以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呢?在笔者看来,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如下四个突出特征:

二是增长从投资驱动为主开始转向消费驱动为主。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自200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同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4万亿美元,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同时更加依靠消费驱动。

张俊伟说,从经济学角度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消除“二元经济”现象、建立统一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农业、农民和农村将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近年来特色小镇、农业综合体、乡村旅游、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就是上述飞跃的一个外在表现。但是,农产品需求弹性低,普遍推广乡村旅游也很容易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对于商业性投资来说,如果碰到“谷贱伤农”现象,将会十分尴尬。

   (1)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转变

三是企业经营从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了市场调整出清进程,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速下行的适应性逐步增强。企业盈利出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活力不断增强。

二是民营企业家信心下降、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现象。

   以“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为标志,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1995-2010)》,在2010年前后,北京、上海已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广大中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我国已整体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主导产业的变化。在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冶金、机械、能源、交通等产业,这些行业的突出特色是投资规模大、规模经济明显,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这些产业业务联系紧密、相互创造需求,在经济上升阶段强化投资扩张,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强化投资收缩。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冶金、机械、能源、化工、造船等产业沦落为成熟行业(乃至夕阳产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由此导致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

四是风险从不断聚集转向逐步释放。通过去杠杆、规范举债行为和严格金融监管等系列措施,我国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放缓。

张俊伟表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方面的作用。要实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合力的最大化,需要兼顾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越是大刀阔斧、积极主动,越容易出现“有形之手”妨碍“无形之手”,最终降低经济体系整体效率的现象。近年来,民间投资意愿下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动情况。今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起步之年,更要密切关注民营企业家信心、关注民间投资变动情况。

   从历史经验看,英国、法国在同等发展阶段上均出现了大规模资本输出的现象,通过对外投资、确保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来缓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作为后起国家,美国在发动“美西战争”,还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实行抢夺势力范围和加强海外市场渗透两手抓;德国被欧洲列强保卫,争夺“阳光下的地盘”面临重重困难,只能把重心放到缓和社会贫富差距上。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表明,严重的产能过剩,是类似发展阶段所不可避免的普遍社会现象。

五是市场预期和企业家信心逐步恢复。市场预期和企业扩张产能的信心有所恢复,市场化程度高、内生性强的民间和制造业投资增长由持续下降逐步转稳。

三是流动性紧张局面加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现象。

   (2)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改变

六是世界经济从复苏乏力转向普遍复苏。世界经济复苏范围扩大,为我国增长阶段转换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

张俊伟指出,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一决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许多潜在风险的产生是和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贸然去“降杠杆”,很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再加上各部门在政策措施上纷纷加码,很容易出现“政策共振”现象,加剧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波动。在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方面,政策设计还有改进的空间。

   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的推动,我国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持续“双顺差”局面。2000-2002年,我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91%,而到2007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就上升到8.6%。这意味着全国新创造财富的8.6%都被国际市场“吸走了”,这自然缓解了国内供求矛盾,并刺激着投资的增长;但“次贷危机”后,发达经济体迟迟不能走出衰退,增长乏力,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不振;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增长。国外研究表明,2001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只有墨西哥的1/3,但到了2010年,国内劳动力水平成本已超过墨西哥,这就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随着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明显回落,市场供大于求的常态不仅得到恢复,还带来了消化以前过度投资(消除围绕国际市场而形成的过剩产能)的压力。现在,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中国外贸环境更加严峻,净出口发动机进一步减速,给国内市场恢复供求平衡带来压力。

展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直接投资也是类似的局面。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连续排名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大量承接发达国家的产能转移,增加了国内投资,派生出了新的就业和投资机会。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跨国公司开始把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地转移,这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加工贸易)的流向,也导致为其配套、服务的生产能力的闲置,使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防范化解风险——

   (3)“中国模式”面临转型

解决好发展面临的中长期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验,通常被称为“中国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不一样。国内学界通常将其内涵归纳为如下几方面: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可供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公有、公有制经济),以及追赶型经济体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等。特别是“土地财政”,一方面为市县级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为市县级政府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向企业新增投资提供巨额补贴提供了财力支持。在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就从几千亿元上升到将近四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更飙升到10.6万亿元。“城市经营”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为冶金、建材、机械、运输等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海量的、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而愈演愈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则显著压低了民间投资的成本,刺激了企业规模的扩张。这就使工业化中期本来就相对较快的速度“快上加快”。

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财政”的弊端也逐渐显露:高地价带来的高房价引发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埋下隐患;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很快便接近政府举债规模的上限;而脱离现实购买力的房价更是引发了全社会普遍抱怨。“土地财政”“城市经营”日益背离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初衷。“中国模式”面临转型。这不仅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投融资行为),也会对全社会投资的增长和总量平衡带来压力。原来加快经济增长的制度设计开始转变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压力和负担。

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将来自于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必须平衡好各方面关系

   (4)“4万亿投资计划”的后续影响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经济运行内在周期和“次贷危机”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了“失速”的迹象,经济运行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由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10方面的“稳增长”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在两年内约需投资4万亿元。

李伟: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关口期,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同时,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在应对“次贷危机”冲击之余,“4万亿投资计划”还蕴含有“化危为机”“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这一动机被地方政府准确把握,为各地推行“弯道超车”战略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又为地方政府执行“弯道超车”战略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由于实现了激励共容,中央和地方相互震荡、正向反馈,使“稳增长”迅速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跃进”和“投资过热”。结果,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运行的“V”形反弹,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4万亿投资计划”的演变,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国际方面,虽然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主要经济体同步增长的局面,但在全球经济回暖的同时也隐患重重,诸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值得密切关注。一是生产率增长低迷、工资增长缓慢等因素仍困扰发达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财政紧缩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待观察。二是全球资产价格处于高位,金融风险日渐聚集。三是经济议题政治化,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多边谈判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关系和新招频出的贸易关系壁垒。此外,大国角力竞争思维的强化,地缘政治风险和局部地区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中国模式”的转型以及消化“4万亿投资计划”的后遗症,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就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尖锐的总量失衡矛盾和深刻的结构失衡矛盾。

国内方面,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有:金融风险压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房地产稳定发展局面尚未形成;地方举债需要进一步规范;通胀抬头可能增加政策调整压力;部门间政策协调需要加强。

  

记者: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挑战?

   振兴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

李伟:党的十九大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部署,目标宏大,振奋人心,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现这些目标将面对一些挑战。

   一、从三方面入手振兴实体经济

第一,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从一般规律看,资源环境约束越强,发展的成本越高,发展的曲折性也越强。

   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相互交织,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既要着力消除结构性矛盾,推动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又要注意维持总量平衡,实现总量和结构的良性互动;既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归纳起来,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

第二,我国未来的现代化需要平衡的关系更多,也更加复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我们偏重于效率的提升,侧重于经济建设,专注于国内发展。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将来自于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必须平衡好各方面关系。

   (一)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在此形势下,我们需要研究如何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起新的发展方式,使之既有别于我国过去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方式,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快速现代化时期的发展方式,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1)要着力完善市场机制。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基本消耗殆尽,靠增加资源、人力投入的外延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把增长重心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边际改进的特性,只能借助分散决策的市场化决策来实现。特别是在现阶段,无论是鼓励创新创业、推动产业升级,还是化解产能过剩,都对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要塑造微观行为主体。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我国是国有经济占主导的混合经济。国有经济布局是否合理,运营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关系到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大局。当前,需要完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国有资本运营(管理)制度,以消除当前国有经济存在的布局不合理、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运行效益低下的问题。二是推动政府融资平台的转型升级。在我国,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投资主体,而其依托就是各类融资平台。由于长期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各类融资平台普遍存在管理不规范、运营不透明、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推动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与升级,将其纳入规范、透明、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并带动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3)政府职能的转型。自2003年以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政府职能的扩张,也使提高政府效能的问题凸显出来。在认真履行承诺、严格行政执法、改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以应对上述挑战。

   (二)适当扩大内需,维持总量平衡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当前(2013年)许多工业产品(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化纤、平板玻璃、煤炭等)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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